文革前彭罗陆杨倒台真相:手握推翻毛泽东两大法宝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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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20-07-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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搞政变要抓两个东西:一是“抓笔杆子”,造舆论;二是“抓枪杆子”,搞军队。“彭罗陆杨反党集团”正是抓了这两个东西:“罗瑞卿是掌军权的。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。罗长子的手长,彭真的手更长。文化战线、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。搞机要、情报、联络的是杨尚昆。”

文革前彭罗陆杨倒台真相:手握推翻毛泽东两大法宝?

1967年1月4日,因跳楼摔断腿的罗瑞卿被红卫兵装进箩筐抬到批斗大会现场

1966年5月4日至26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。

毛泽东此时仍滞留南方,但事先对会议作出许多安排,并最终从会上获得他最初想获得的许多东西。

会议最重要成果,是通过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(1966.5.16)》,即人们习惯上说的《5·16通知》。此件在会前就已由陈伯达起草并经毛泽东反覆修改而成定稿了,在会上主要是供人们学习领会,并履行组织通过手续。

《通知》有三方面内容:

其一,宣布两条决定:一是撤销1966年2月12日彭真以中央名义批转的《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彙报提纲》,二是“撤销原来的‘文化革命五人小组’及其办事机构,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,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”。后一决定为毛泽东亲笔所加。

其二,对《二月提纲》作了十个方面批判,指责“这个提纲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,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,打击无产阶级左派,包庇资产阶级右派,为资产阶级复闢作舆论準备,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,是彻头彻底的修正主义”。其中有五个方面批判、六段话(最长者四百八十余字)为毛亲笔改写。

其三,向全党全国发出要搞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号召。这一号召用语全部出自毛本人手笔:

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,“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,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‘学术权威’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,彻底批判学术界、教育界、新闻界、文艺界、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,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。而要做到这一点,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、政府里、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,清洗这些人,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。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,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,这是异常危险的。”

“混进党里、政府里、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,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,一旦时机成熟,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,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。这些人物,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,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,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,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,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,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,各级党委必须充份注意这一点。”

第一段话讲了两层意思:一是要搞文化批判,批判各个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;二是要搞政治“清洗”,清洗那些“混进”党、政、军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。两相比较,后者更根本些,是前者得以进行下去的必要条件。

第二段话又对第一段话中的第二层意思作进一步阐述,定性更高,用词更趋激烈。那些“混进”者们被直接说成是“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”,是要来夺取我们的政权的;尤为严重的是,他们中一些人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,正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,成了睡在我们身旁的“赫鲁晓夫”。这末了一句话后被解释为特指国家主席刘少奇。

可见,毛泽东心目中的“文化革命”,具有较多的政治清洗色彩或较多的高层权力斗争色彩。思想文化问题只是它的切入口,而政治领导权问题才是它的核心所在。

执政者毛泽东真正看重的,不是舞台上演了什幺戏剧或报刊上登了什幺文章,而是党政军大权究竟掌握在谁手里。他发动意识形态领域革命,鼓励批判《海瑞罢官》,说到底是要向中央“一线”权力集团挑战,是要借文化艺术舞台来上演政治夺权剧目。

当此剧第一幕结束时,老人家已一举夺下中共北京市委大权、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大权、中共中央宣传部大权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大权,整出一个所谓“彭罗陆杨反党集团”。

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决定,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及市长职务,撤销罗瑞卿总参谋长职务,撤销陆定一中宣部长职务、撤销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。加予彭、陆的主要罪名,是坚持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以抵制毛主席发动的文化革命;加予罗的主要罪名,是“篡军反党”;加予杨的主要罪名,是“背着中央,私设窃听器,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,盗窃党的机密”。(1)

关于毛泽东通过发动文化革命来解决高层权力斗争问题的真实用意,他的“亲密战友”林彪看得最清楚,也表露得最清楚。就在《5·16通知》获得通过后的第三天即5月18日,林彪就此通知精神作了一个解释性讲话。他讲话没有稿子,故讲得结构鬆散、逻辑有些零乱,但要讲的问题都讲到了,并都讲得很有个性,很能抓住人。(2)

他首先大讲政权的重要性:

“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。有了政权,无产阶级,劳动人民,就有了一切。没有政权,就丧失一切。”

“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,意识形态、宗教、艺术、法律、政权,最中心的是政权。”

“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。反革命是这样,革命也是这样。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,政权就是镇压之权。”

因此,无论碰到什幺千头万绪的事情,都不要忘记了政权,“要念念不忘政权。忘记了政权,就是忘记了政治,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”,“那就是糊涂人,脑袋掉了,还不知道怎幺掉的。”

他接着从横与纵两个维度——世界现状与中国历史——来大讲政权斗争的严峻性。

“世界政变成风”:“一九六零年以来,据不完全的统计,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,先后发生六十一次政变,搞成了的五十六次。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,留当傀儡的七次,废黜的十一次。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有类似情况:“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。南斯拉夫早就变了。匈牙利出了个纳吉,搞了十多天大灾难,也是颠覆。”

“从我国历史上来看,历代开国后,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五十年,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,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”。为此,林引用了许多材料,包括引用了诸如赵光义“烛影斧声”、康熙“传位十四子”等传说性东西。由于渲染过份,以致危言耸听,二千年中国史在他口中几乎成了一部政变史,一部透着血腥气与诡诈气的宫闱秘史。

林彪谈世界政变成风,谈中国历史黑幕,目的还是为了谈中国现实,谈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现况。

林彪接着说:“毛主席近几年来,特别是去年,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,党内党外、各个战线、各个地区、上层下层都可能出。我所了解,主要是指领导机关。毛主席最近几个月,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,採取了很多措施。罗瑞卿问题发生后,谈过这个问题。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,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,调兵遣将,防止反革命政变,防止他们佔领我们的要害部位、电台、广播电台。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。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。这是没有写出来的文章,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着作。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着作。毛主席为了这件事,多少天没有睡好觉。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。”

搞政变要抓两个东西:一是“抓笔杆子”,造舆论;二是“抓枪杆子”,搞军队。“彭罗陆杨反党集团”正是抓了这两个东西:“罗瑞卿是掌军权的。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。罗长子的手长,彭真的手更长。文化战线、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。搞机要、情报、联络的是杨尚昆。”

“最近有很多鬼事,鬼现象,要引起注意。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,要杀人,要篡夺政权,要搞资产阶级复辟,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。有很多现象,很多材料,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”。

林这些话很是惊心动魄,尤其后一段话,绘声绘色且又故弄玄虚,有意识地营造了一种神秘、紧张乃至恐怖的气氛,从而烘托出执政党高层权力斗争的严峻性。

数年后,林彪这些讲法随着他本人受批判而被否定了,即因人而废言了。用来指责这些讲法之所以有问题的主要依据,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一封信。这封信据说写成于1966年7月8日,即林作上述讲话五十余天后;公布于1972年5月下旬,是“批林整风彙报会议”(1972.5.21─6.23)所要学习的“最重要”的文件。(3)

毛在信中评论了林的“5·18讲话”,谈出了他的两点不满:一是大讲政变问题,二是大吹他毛泽东着作。

关于前者,毛是这样说的:“我的朋友的讲话,中央催着要发,我準备同意发下去,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。这个问题,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。他的一些提法,我总感觉不安。……”(4)

从这些话里,可以看出毛不大讚成林关于政变的说法,但难以看出毛坚决反对林这些讲法,更难以看出毛之所以反对林这些讲法的充足理由是什幺。如果一定要说毛提出了什幺反对理由的话,那也只是认为林这些讲法与众不同,太特别了。

就内容来看,林的讲话应该说摸到了毛髮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用意,即要解决中共高层内的领导权问题,要搞掉中央“一线”上的刘少奇等人。林的讲话应该说抓住了《5·16通知》─特别是它的第三部份─的精神实质。

就形式来看,林的讲话又太有他个人的特点,总爱用他“自己的习惯语言”来谈领导权问题,谈得过于直露、过于渲染,以致将执政党高层权力斗争谈得赤裸裸且惊心动魄,谈得连毛泽东这位事主都感到诧异、都感到不自在。

林彪之所以採取如此讲法,似与他的军人出身有关。无庸讳言,林曾是一位优秀将领,拥有许多军事天赋,如善于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迅速且準确地选定主攻方向,并坚决地予以突击。

例如,在林创製的诸多战略战术中,最为林本人看重的,要数“一点两面”(5)。该战术大意为:在一攻势作战中,应集中己方最强劲的力量向着敌方最薄弱的“一点”实施突然攻击,同时部署己方的所有助攻力量在敌方的“两面”或多面朝该点作求心攻击,以最终歼灭该敌。

在“一点两面”战术内,又最为林本人看重的,要数“一点”。其间包含两个要素:一是要正确地选出这“一点”,二是要断然地突击这“一点”,对之“猛打、猛冲、猛追”(即“三猛战术”),敢于“刺刀见红”。

当这种军事行为方式被运用于政治斗争时,若仅从策略上看有长处有短处:长处在于十分讲求打击目标的明晰性,儘可能迅速且準确地弄清自己所要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谁,所要突破的关键点在哪里;短处则在于不大顾忌打击方式的掩饰性,以致在意图的表达上和在手段的选择上都近乎是赤裸裸的。

这些长短处在林彪“5·18讲话”中都表现得很充分份。其话语十分明快,能够準确地抓住问题的实质,抓住毛心底里的意图;但也过于直露,竟将一向被大幕覆盖着的执政党高层内的“很多鬼事、鬼现象”都给抖搂出来。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在官方传媒上被宣传说具有反修防修永葆革命本色的崇高目的;在林彪讲话里则被还原为这样一件事─不过是中南海宫廷斗争向外并向下的一种延伸而已。

政治与战争虽有联繫,但确有不同。如克劳塞维茨所言,战争虽是政治的继续,但只是政治的一种特殊样态的继续。(6)战争直接诉诸力量,要求以最断然的方式解决问题。政治尤其是那种很注意向老百姓作宣传的政治,除了要凭一定实力外,还要务许多“虚”事,或铺陈造势,或遮遮掩掩。

林彪在其5月18日讲话中,还嘲笑了一种人:“我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,把书都圈满了,证明他没有读懂,不知甚幺是中心,甚幺是主次。”这一嘲笑可以看作是某些军事家对某些政治家的嘲笑,嘲笑他们过多地注意了次要方面乃至于忽略了主要方面。

军事家开起战来可以不顾及那些罈罈罐罐的东西,一个劲地向对方要害处狂砸猛打。政治家做起事来则常要顾忌许多枝枝节节的事情,有时还要人为地製造一些枝枝节节的事情。这如同读书,由于处处在意,就不免圈圈点点,甚至在已经抓住文章中心大意后还要再划一些条条杠杠。

林彪说到底是将军而非政客。他要幺不做事,要做就做到极致上;要幺不说话,要说就说到要害上,说到执政党最高权力究竟由谁来执掌这一核心问题上。

注解

(1)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(1966.5.23)》、《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(1966.5.24)》、《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(1966.5.16)》,载国防大学编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》第25册,第24、24─25、13页。

(2)林彪《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(1966.5.18)》,载国防大学编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》第25册,第16─23页。

(3)参见王年一《大动乱的年代》,第443页。

(4)《毛泽东给江青的信(1966.7.8)》,载国防大学编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》第25册,第55─56页。

(5)林彪《在军事干部会议上的结论(1947.2)》、《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(1947.4.19)》、《战役指挥问题(1947.9.30)》,载《林彪文选》上册,131─140、141─163、167─177页。

(6)克劳塞维茨《战争论》第一卷中译本,第43─44页。